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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某诉北京市水产批发行业协会垄断纠纷案

关键词  行业协会 排除和限制竞争 横向垄断协议
裁判要点
行业协会组织其会员达成固定和变更商品价格的排除和限制竞争的协议,构成横向垄断协议,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认定该行为违反我国《反垄断法》的相关规定,构成垄断。
相关法条
《反垄断法》第十三条
基本案情
原告娄某起诉称:其为北京某海鲜行个体工商户,与妻子刘某在北京市丰台区大红门某某海鲜批发市场(以下简称某海鲜批发市场)共同销售海鲜产品,主要经营大连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生产的扇贝。娄某加入水产批发协会并委托刘某代为处理与水产批发协会有关的一切事务。水产批发协会颁发的《北京市水产批发行业协会手册》中的“奖罚规定”部分变更和固定了扇贝的销售价格,并禁止水产批发协会会员向其会员所在市场的非会员销售整件扇贝,如果协会会员违反规定,将被以各种理由处以罚款,甚至停供某扇贝。娄某于2011年12月退出水产批发协会,至今无法获得某扇贝供货渠道,无法销售某扇贝。娄某认为水产批发协会的上述行为侵害其合法权益并造成其较大经济损失,故诉至法院,请求:(1)确认《北京市水产批发行业协会手册》中“奖罚规定”部分第一条、第二条规定无效;(2)判令水产批发协会停止继续实施已经组织会员达成的固定和变更商品价格协议的垄
断民事侵权行为,即停止变更和固定某扇贝的销售价格;(3)判令水产批发协会停止继续实施已经组织会员达成的限制商品销售数量协议的垄断民事侵权行为,即停止禁止水产批发协会会员向其会员所在市场的非会员销售整件某扇贝;(4)判令水产批发协会赔偿娄某各项经济损失772512元。
被告水产批发协会答辩称:第一,原被告主体均不适格,娄某系水产批发协会的会员,其主张与自身法律地位矛盾,不具有本案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水产批发协会系社会团体法人,不属于反垄断法所规定的经营者,与大连某渔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销售组合(以下简称某北京销售组合)非同一主体;某北京销售组合的行为系销售代理行为,行为结果应由组合成员共同承担;第二,水产批发协会未实施娄某所诉的垄断行为,《北京市水产批发行业协会手册》“奖罚规定”第一、二条规定系重申某公司的要求,水产批发协会组织会员达成的价格仅是执行某公司的定价和调价决定,某北京销售组合成员可以在最低限价基础上自由定价,水产批发协会组织会员达成“禁止向有会员的市场销售整件扇贝”的协议系为防止串货而采取的措施,而且水产批发协会组织会员达成的协议不具有排除或限制市场竞争的效果,某扇贝除由某北京销售组合销售外,还有其他某公司的直营店销售,京深海鲜批发市场的扇贝除大连外,还有山东、辽宁等来源地,扇贝与海螺、角螺类产品具有可替代性,故扇贝、海螺、角螺类产品的北京市场竞争充分;第三,娄某所谓的经济损失与涉案被诉行为无关,系娄某未与某公司建立经销关系所致,实际上娄某一直在销售某公司的产品;第四,原告未尽到举证义务证明其诉讼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查明:娄某系“北京某海鲜行”个体工商户业主,其妻子刘某系北京万鲜隆海产品商行的个体工商户经营者。水产批发协会于2011年9月29日获得《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业务范围是开展水产批发行业的政策宣传、行业自律、行业协调等。娄某以某某海鲜行业主的身份加入了水产批发协会,作为其单位会员。
水产批发协会向其会员发放了《北京市水产批发行业协会手册》,该手册的“奖罚规定”部分第一条规定:“禁止会员不正当竞争,不按协会规定的销售价格折价销售扇贝的,经督查发现,一次罚款一万元,奖励给举报者五千元”,第二条规定:“禁止会员向本协会会员所在的市场向非会员销售整件扇贝,发现串货的,一次罚款一万元,奖励给举报者五千元。”《北京市水产批发行业协会手册》自2011年6月1日起施行。
双方在本案审理期间均提交了2009年至2012年的会议记录,会议记录依次取名为“北京贝类商会会议记录”“北京小双赢组合会议”“小双赢组合会议”“北京市水产批发行业协会会议”“协会会议”“协会负责人会议”“公司负责人会议”“组合会议”“组合负责人会议”等。其中2010年11月16日至2012年1月4日会议记录名称为“北京市水产批发行业协会会议”,记录了协会筹备工作、揭牌准备工作、扇贝销售价格的商讨过程和决定、防止串货的措施以及惩罚措施的商讨过程和决定等。
2011年11月3日,名称为“协会负责人会议”的会议记录记载:“专题会议:关于11月份扇贝销售价格,争取销售额超过800万元,经研究,11月份扇贝销售价格:大贝售价每斤19元,收价18.6元,中贝售价每斤17元,收价16.6元,小贝售价每斤13元,收价13.6元,扣贝售价每斤11元,收价11.6元,上述扇贝协会每斤返还给会员1元,从11月1日起。”此次会议上确定的某扇贝价格与2011年11月1日水产批发协会以传真形式发出的通知内容一致。2011年11月30日,名称为“协会负责人会议”的会议记录记载:“经研究,一、某贝大贝销价21元,中贝19元,小贝16元,扣贝14元,从12月1日起执行”。2011年12月30日,名称为“协会负责人会议”的会议记录记载:“三、某扇贝自2012年元月1日起每斤上涨1元,销售价格每斤提高1元。即大贝22元,中贝20元,小贝17元,扣贝15元”。
2011年12月25日,名称为“协会会议”的会议记录记载:“一、关于会员串货、折价问题,怎么杜绝此类事情的发生,经研究:按原来规定,不准整件向有会员的市场销售,发现一次罚款10000元,大家举手一致同意通过”。
水产批发协会主张“组合”代理销售模式并非其创造,是某公司所采用的经销商管理模式。另查扇贝的产地或来源除了某还有山东、辽宁等。
裁判结果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9月18日作出( 2013)二中民初字第02269号民事判决:一、确认涉案《北京市水产批发行业协会手册》中“奖罚规定”第一条、第二条规定无效;二、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北京市水产批发行业协会停止组织会员达成涉案变更和固定某扇贝价格的垄断协议的行为;三、驳回娄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水产批发协会不服,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本案的争议焦点包括:(1)双方当事人的主体是否适格;(2)被告水产批发协会的涉案行为是否属于组织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达成固定或者变更某扇贝价格的垄断协议以及是否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3)《北京市水产批发行业协会手册》中“奖罚规定”第一条、第二条的规定是否属于垄断协议条款以及是否应确认无效。
法院认为无论作为水产批发协会的单位会员,还是作为垄断协议的受害者,原告娄某均可以因垄断行为遭受损失为由提起民事诉讼,其主体适格。被告水产批发协会虽然名义上为社会团体法人,但是仍属于《反垄断法》所规制的对象,是适格被告。在认定涉案被诉垄断侵权行为是否构成横向垄断协议的认定上,法院认为被告水产批发协会组织、协调会员达成的关于变更和固定大贝、中贝、小贝、扣贝等扇贝价格的协议以及“不准整件向有会员的市场销售,发现一次罚款10000元”的规定,均产生了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属于组织会员达成固定和变更商品价格的垄断协议。同时,《北京市水产批发行业协会手册》中“奖罚规定”第一条关于“禁止会员不正当竞争,不按协会规定的销售价格折价销售扇贝”的规定和第二条关于“禁止会员向本协会会员所在的市场向非会员销售整件扇贝”的规定违反《反垄断法》第十三条第(一)项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无效。由于娄某基于销售某扇贝的预期利益损失与水产批发协会涉案垄断行为并无直接联系,由不能就因水产批发协会的涉案垄断行为所造成的其他损失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因此对原告娄某关于损失赔偿的诉讼请求未予支持。
案例注解
我国《反垄断法》因借鉴域外经验并采取简约型立法模式,许多条款的规定比较原则、抽象,加之我国《反垄断法》施行时间较短,还需要司法审判对具体条款的适用进行实践。本案主要涉及对《反垄断法》第十三条的内涵和适用条件的理解,第一,如何确定反垄断民事诉讼的适格主体;第二,如何认定横向垄断协议的构成要件。
一、如何确定反垄断民事诉讼的适格主体
本案中被告水产批发协会抗辩认为主张原告娄某为水产批发协会成员,参与被诉横向垄断协议的协商和执行,不能作为原告起诉被告构成垄断侵权行为,而水产批发协会本身作为社会团体法人,不符合《反垄断法》所规定的经营者,因此不是适格被告。
关于达成横向垄断协议的内部成员能否作为反垄断民事诉讼的原告的问题。我国《反垄断法》旨在保护市场公平竞争,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垄断行为的参与者、实施者、垄断协议的受害者即垄断协议之外的其他经营者或消费者都有可能因垄断行为而遭受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个问题的规定》的规定,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是指因垄断行为受到损失以及因合同内容、行业 协会的章程等违反《反垄断法》而发生争议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的民事诉讼案件。因此,即使是达成横向垄断协议的内部成员也可能因垄断行为遭受损失,因此可以提起反垄断民事诉讼。
关于行业协会能否作为反垄断民事诉讼的被告的问题。在现代社会,行业协会自治性治理已经成为社会的第五种治理机制,在市场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鉴于行业协会可能产生联合一致行为和联合抵制行为的反竞争功能,破坏市场竞争秩序,行业协会的垄断行为已经成为许多国家重点规制对象。近几年出现的“上海黄金饰品行业协会固定价格案”、“广州市眼镜协会联合抵制案”、“世界拉面协会中国分会联合涨价案”、“成都市医药商会的统一零售价案”、“山西焦炭联合体联合限制产量案”等,充分展示行业协会限制竞争的功能。此后,我国《反垄断法》将行业协会的限制竞争行为纳入规制范畴,该法第十一条规定了行业协会的行为原则,是一个兜底性的条款,第十六条是《反垄断法》禁止行业协会的横向垄断协议行为,是规制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的核心条款,第四十六条第三款对行业协会实施限制竞争行为的法律责任作出了明确规定。可见《反垄断法》要求行业协会加强行业自律,引导本行业的经营者依法竞争,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禁止行业协会组织本行业的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并对违反规定的行业协会罚款或撤销登记。因此,行业协会应为我国《反垄断法》所规制的对象,可以作为反垄断民事诉讼的被告。
二、如何认定横向垄断协议的构成要件
横向垄断协议就是《反垄断法》第十三条所规定的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达成的排除、限制竞争的协议、决定或者其他协同行为,其构成要件包括:第一,被组织达成协议的成员系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第二,体现为协议、决定或者其他协同行为;第三,该横向垄断协议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作用。横向垄断协议具体表现为(一)固定或者变更商品价格;(二)限制商品的生产数量或者销售数量;(三)分割销售市场或者原材料采购市场;(四)限制购买新技术、新设备或者限制开发新技术、新产品;(五)联合抵制交易;(六)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的其他垄断协议。
在司法审判中,如何对照法定构成要件来认定构成横向垄断协议,还需要结合案例进行说明。
首先,被组织达成协议的成员是否为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本案被告水产批发协会由31名单位会员组成,其单位会员均为从事海鲜销售的法人或其他组织,皆从事相同或相似产品的销售,彼此之间具有竞争关系,属于《反垄断法》第十三条所规定的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
第二,是否为协议、决定或者其他协同行为。本案具有竞争关系的成员之间在被告水产批发协会的组织下以会议、《奖罚规定》的形式达成统一的价格以及变更价格的统一规则,属于一种协同行为。
第三,该横向垄断协议是否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作用。固定或者变更商品价格作为最能体现限制竞争效果的横向垄断协议被列在《反垄断法》第十三条第(一)项,是由于商品价格应根据市场供求关系作合理浮动,变更和固定价格的行为意图控制市场,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减弱或消除市场竞争,产生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
本案中,水产批发协会多次组织、协调会员进行研究、讨论,促使具有竞争关系的会员达成变更和固定大贝、中贝、小贝、扣贝等扇贝价格的协议,使得本应存在的价格差别趋于一致。水产批发协会组织会员人为达成变更和固定商品价格的协议,并对不按协会规定的销售价格折价销售扇贝的会员处以罚款的行为,意在防止本来具有竞争关系的协会会员之间产生内部竞争,联合抵制其他非协会会员的市场经营者对协会会员的竞争,影响价格的正常变动,同时提高销售利润,获得某公司的销售返利,客观上产生了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因此,水产批发协会组织会员达成固定和变更某扇贝的价格协议属于组织会员达成固定和变更商品价格的垄断协议。
对于被告水产批发协会组织会员达成“不准整件向有会员的市场销售,发现一次罚款10000元”的规定,法院认为这种做法相对于零散销售某扇贝的做法,增加了非会员通过水产批发协会的渠道获得某扇贝的包装、运输、时间等运营成本,提高了串货难度。如果允许会员向有会员的市场的非会员整件销售某扇贝,将降低非会员获得某扇贝的成本,一方面减弱加入水产批发协会与获得某扇贝之间的因果联系,另一方面某扇贝的价格将由于非会员之间、非会员与会员之间的市场竞争而变动,冲击水产批发协会对某扇贝的固定价格。因此,禁止水产批发协会会员向有会员的市场的非会员整件销售某扇贝的做法,实际上具有固定、控制价格的目的,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也属于组织会员达成固定和变更商品价格的垄断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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